如何做到深入调研
——学习和发扬刘少奇同志1961年回乡调查的方法和作风
市农业局机关党委书记 邓胜文
（2017年5月18日）
5月3日-11日，我有幸参加了市直机关基层党组书记培训班，其中到韶山参加了现场教学，参观了伟人故里，接受了红色革命圣地理想信念教育。
特别是毛主席的家风家规和刘少奇同志1961年回乡开展调查给我的教育颇深。针对局党组在群教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查找出的调研不深入的问题，在参观学习中找到了答案。今天，在这里与大家共同探讨学习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课题。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刘少奇同志1961年回乡开展调查的方法值得学习借鉴
1961年，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他的调查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进行调查、如何进行调查、怎样才能通过调查得到真实的社情民意而不是虚假的资料信息，至今仍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性。尤其是他当年为了揭露、批评和制止“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而说的那些切中时弊、发人深省的话语，同样是我们现在兴利除弊、端正党风的警钟和明镜。
1959年-1961年，我国内忧外患，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非常时期。从1959年2月以后，忍饥挨饿的人就逐渐多了起来，并开始发生患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到1959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粮食可以周转调运。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正式确实对国民经济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时，毛泽东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1961年3月23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第一书记，必须纠正那种满足于看报告、听汇报、以感想代替政策的作风。
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他带头深入基层，在1960年就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江西、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市调查研究；1961年3月中旬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以后，从4月2日至5月15日又到湖南省进行了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
刘少奇刚到省城长沙市，就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我们这次下乡搞调查研究，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随行的工作人员要到县上去“打前站”或者给县委提前通电话“打招呼”，也都被刘少奇制止了。他说：“你们不要帮倒忙。你这里虚张声势，他那里就会弄虚作假！我这次要下决心搞调查，不能隔靴搔痒。要像当年在革命老区那样，一杆子插到底，在老乡的田间、地头、场院、炕头和他们谈谈家常，听听他们的心里话。这样比听汇报、看材料要好得多！如果靠听汇报、看材料来当领导，下决心，发指示，是很危险的；长期如此，不加以改变，我们是会灭亡的。”刘少奇还说：我们这次下乡，不是来搞恩赐的，也不是来走过场的，而是来当群众的小学生，和群众一起商量如何战胜目前的困难。要入乡随俗，绝对不能搞特殊化。如果摆阔气，穷讲究，指手划脚，盛气凌人，是听不到群众讲真话的。搞调查，就要尽可能地把情况搞清楚：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关键是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
然而，当时“五风”不仅泛滥成灾，而且积重难返，甚至在一些干部中恶化成为一种习惯势力；使群众没有机会讲真话，也不敢当面讲真话，只能在背后发牢骚；使刘少奇这次调查也遇到了重重阻力。例如，在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自以为是，瞒上压下，事先召开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封锁群众嘴巴，对刘少奇报喜不报忧。在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食堂，也有人制造假现场，用虚假的富足来糊弄刘少奇——临时从别处拿来一块猪肉、两条活鱼、一壶菜油放在食堂；结果，刘少奇的一位亲属第二天就告诉他：“您老人家前脚刚走，猪肉、菜油就都让人拿走了！”
面对这种以假乱真、真假难辨的场景，刘少奇忧心如焚：我在自己的家乡要了解一点真实情况，竟然也这样难！这正常吗？到底是怎么啦？他主动找天华大队党总支书记谈心，开导她正确对待荣誉，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勇于改正错误，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刘少奇对基层干部们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在有一股风气，一切从上级的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请大家对我一定要讲真话！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如果不顾群众的疾苦和饥饱，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只是靠命令来维持的。如果群众对共产党失去希望，那是很危险的！
刘少奇懂得，谎言不能凭借权力就变成真理，假象也不能通过包装就变成事实；如果情况不清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或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后果将不堪设想！他渴求真话，渴求与群众谈心，渴求得到真实的社情民意。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甚至惊世骇俗的行动。
刘少奇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铺了稻草的木板床；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他又住在大队部，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二十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他还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中了毒。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一个10岁的学生，经常饿肚皮。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连累带饿变瘦了。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为了能够吃一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就悄悄多拿了一钵饭；又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民兵们“破案”以后，说这是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把他挂牌游乡坐牢房，并对班主任和校长要进行严肃处理。刘少奇在炭子冲早晨散步时，亲眼看到了这张纸条。他对工作人员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这几年我们犯了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小孩子吃不饱饭，就有怨气。不要开除他的学籍；更不要责怪校长和班主任，不要停职反省。如果我们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接着，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并笑着把他拉到身边问：“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刘少奇听罢，苦涩地笑了起来，并对周围工作人员说：“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蔽掩的真话了！小孩子天真无邪，把群众不敢说的话和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老百姓懂得“真佛面前不烧假香，真人面前不说假话”的道理；目睹耳闻刘少奇这样真心实意地访贫问苦、自律自责、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言谈举动和公仆情怀，只有掏出藏在心窝里的真的话来回报自己的“平民主席”和“刘九”（刘少奇的乳名）。老农们告诉他：“去年（1960年）粮食减产，天灾有一点，但只有三分，塘里还有半塘水；七分是人祸，‘五风’都是人刮起来的祸害，就是那七分人祸！”老农们还对刘少奇说：“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自古忠言多逆耳，从来阿谀无诚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晴天霹雳、振聋发聩的实话，使刘少奇陷入了深刻而沉痛的内疚和思考。
刘少奇回到北京以后，以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事实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坦诚地直言不讳。他说：有的同志敢讲困难，敢讲天灾，就是不敢讲人祸，不敢讲错误，更不敢承认中央有错误。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各地情况不一样，更要实事求是，由群众去评价。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即使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党。我们应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刘少奇还说：“我们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对于由自己主持起草、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 （ 第一，成绩和缺点“三七开”，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第二，困难的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也都分别在大会或分组会议上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努力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
观今思昔，温故知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求真务实，反对弄虚作假，不仅是我们党九十多年来经验教训的结晶，更是当今人民大众的呼唤!
二、从刘少奇同志的调查方法中获得的启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这句话,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但他还有一句话:“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也是历史的箴言,尤应记取。怎样才能做到“正确的调查”呢?最近读到刘少奇1961年4、5月间到湖南宁乡、湘潭、长沙三县农村,蹲点调查44天的一些文献史料,感到他的这次调查,可谓“正确的调查”的一个范例。
50多年前,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还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以致出现了“大跃进”这样的失误,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在困难面前,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毛泽东组织和率领三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先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迅速行动起来,调查研究蔚然成风,为党和国家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尽快渡过难关,发挥了很大作用。
那么,刘少奇在湖南农村的调查,有些什么显著特点和重要启示呢?
第一，立场：真心诚意地尊重群众，问计于民。
调查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反映的是调查研究的立场。立场对了，调查研究就不会是居高临下，而会真正把自己摆在向群众学习和请教的位置，诚心诚意地问计于民。
刘少奇的这次农村调查，可说是开宗明义。在保留下来的这次调查的文献史料中，第一个文献就是1961年4月13日刘少奇在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一开始就讲：这次调查“是我们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到底是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中央，还是我们帮助你们？第一，是你们帮助我们；第二，才是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帮助县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县委的政策，就不会正确。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县委也好，要靠你们帮助，就是说要靠老百姓帮助”。很明显，搞调查，不是群众有求于调查者，是调查者有求于群众，有了这样的立场，对群众自然有一种敬畏谦虚之心，就会把深入基层，找群众座谈，看成是一种“学习”，看成是对群众的一种“打搅”。所以，刘少奇在调查中总是说：“我到你们这里来，也是商量一些问题，恐怕我再来调查，就更麻烦，找你们问这样，问那样，你们春耕忙得很，要插田了。”“田里工夫忙不忙？想耽误你们半天的工夫，同你们谈谈”。
调查研究须有鲜明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有了问题意识，才会把依靠群众的调查立场和问计于民的调查目的，明确地衔接起来。刘少奇的这次调查，目的是为修改1961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他是怎样向群众传达这一调查目的呢？在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上，他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央不知道写得对不对，想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看哪里写得不对，哪里写多了，哪里写少了。以前中央写一些东西，发一些指示，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常常发生错误，这次就来征求你们的意见。”以这样的态度问计于民，体现的是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和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调研立场。
第二，方法：在“深入”上想办法，下功夫。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面对面地与群众交谈，是了解真实情况的前提，是人们常讲的做好工作的必需途径。但怎样才算是“深入”呢？这就需要想些办法、下些功夫了。
在调查中，刘少奇不满足于一般地看材料、听汇报、搞座谈，而是采用多种方式。比如家庭访问、约人个别谈话、田头聊天、突然检查、看望病人、实地观察、聘请信息员等。行前，他交代工作人员要轻装简从，发扬苏区时期铺禾草、自带干粮的工作方式，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不打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调查中，他先后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分别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44天的调查，他有33天吃住在农村，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这样的调查方式，使刘少奇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比如，当时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一面红旗，调查前，刘少奇看到的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5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调查开始时，干部在群众中统一口径，向调查组封锁情况。但刘少奇从不少社员患水肿病、小孩得干瘦病、妇女月经不调等现象中，感到材料和汇报有问题，就亲自到农民家里做说服工作，要他们打消顾虑，终于弄清了真实情况。如大队的粮食产量，经核实，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虚报了48万斤。这就为解决天华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可见，在“深入”上下功夫，真正地沉下去，是了解真实情况，落实尊重群众、问计于民立场的基本途径。
第三，勇气：不回避矛盾，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实际情况还不够，还要对发现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经过仔细和耐心的思想工作，推动人们或纠正错误，或想出新的办法，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做到这点，既需要胸怀，也需要勇气。
刘少奇在这次调查中，深切了解到农村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购留、住房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群众的真实愿望，写了大量调查笔记。接下来该怎样作出准确的判断，怎样向群众表态，怎样作出符合实际的处理决策呢？他的做法，大体分为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凡是发现和证明前些年中央的一些决策是不对的，就勇于承担领导责任，多次向群众诚恳致歉，作自我批评。比如，在炭子冲干部和社员会上，他说：回来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做不好，对你们不起。有的做法，是中央提倡过的，如办食堂，大办万头猪场，因此根子还在中央，不过到了下边就添油加醋了，如废掉好田挖鱼池，拆老百姓的房子。二是，发现明显的具体的错误，果断地予以纠正。在调查期间，刘少奇花了不少力气，纠正了基层干部的一些不民主的和浮夸的做法，还为被错误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撤职的天华大队原党总支书记段树成平反，为所谓“破坏耕牛案”而蒙冤多年的农民冯国全和他已经去世的父亲恢复了名誉。三是，对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立刻表态或改正的，刘少奇既态度鲜明又注意避免武断。比如，办不办公共食堂，是当时调查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天华大队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彭梅秀等干部，背上“红旗单位”的包袱，不同意解散食堂，满腹情绪地认为“刘胡子（指刘少奇--引者注）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子的”。刘少奇没有责怪他们，而是用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帮助他们认识办食堂的利弊，指出愿意办的可以自愿组织，不愿意办的也可以解散。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起商量，打通了彭梅秀等人的思想，从而使天华大队率先解散了公共食堂。随后，为处理好公共食堂解散后的房子、炊具、蔬菜、自留地等具体问题，避免造成混乱，刘少奇又布置天华一个一个生产队地讨论，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四是，对涉及省、地、县范围较广的问题作决定，刘少奇还十分注意听取省、地、县各级干部的意见，向他们通报情况，共同研究决策，并且通过他们公布各项决定，把点上的经验和做法推广到面上去。比如，为确定超产部分的粮食购留比例，他与省委负责人进行了商量，最后敲定方案。关于自留地、自留山的定权发证工作，也是与长沙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商定后，由他们出面办理的。刘少奇在调查中解决问题的以上四种方式，既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又展示出民主决策的胸怀，从而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党和国家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办法，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第四，结果：总结经验，提升认识。
刘少奇的这次调查，围绕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两大主题，涉及公共食堂、调用社员东西、退赔、耕牛与农具、粮食产量与购留、供给制、巩固国家集体与个人的所有制、社办企业、手工业工人、基层干部民主作风、农民告状等问题。可以说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农村情况作了一次相当全面而又具体细致的摸底。调查出真实、真知和真理。经过对湖南农村这些具体问题的调查，刘少奇不仅推动解决了当地农村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对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有了切实的感受。为此，他在天华大队提出了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风景。”这个目标从小处着眼，反映了当时当地农民群众在建设新农村问题上的认识水平，也为当地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规划了一个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蓝图。刘少奇的这次调查收获，更主要的，是对当时农村困难的严重程度和造成困难的原因，在整体认识和判断上，深入了许多，对克服困难的办法，心里也更有了底。为此，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并提出“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农业方面好转了，工业就可以好转，市场就可以好转。”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时，还专门向与会同志介绍了刘少奇的湖南调查，并表示要向少奇同志学习。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分析，就更深入和全面了，一共十六条，涉及怎样处理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的关系，怎样处理“多快”与“好省”的关系，怎样打牢农业的基础地位、怎样贯彻民主集中制，以及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交换，计划指标留有余地，珍惜群众精力等等。很明显，这些分析和判断，是在湖南农村和其他地方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来的，是对调查研究中获得的认识的进一步提炼和提升。
刘少奇这次湖南农村调查，是全党1961年大规模调查的一个缩影。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大调查，不仅对统一全党当时的认识，坚决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促进了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1961年全党大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的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工作条例，便反映了我们党在当时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
50多年过去了，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并已成功地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现在进行调查研究的环境、条件、内容和途径，虽然与过去相比已有许多的不同，但是，调查研究在党的领导工作、决策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改变。调查研究的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一万年也需要”。这是因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认识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我们党的任何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制定，从来不是关在房子里能产生的，都要经过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同样，在这些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形成与制定之后，对它们的检验和完善，也都要经过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才能知道它们正确不正确、完善不完善。这就是毛泽东概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统称为走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过程；调查研究的方法，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
现在，人类已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反映社会信息的渠道、手段和方法，较之以往丰富多了，也先进、便捷多了。但是，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仍然是最基本的和必不可少的。任何先进、便捷的获取信息的技术手段，都代替不了同群众面对面进行交谈的调查研究方法。因为通过这种调查研究，既可以深入了解和感受群众的疾苦与基层的实际情况，又可以仔细听取群众的呼声、要求与愿望；既可以了解和总结群众对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经验与创造，又可以听取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既是上下情况的直接交流，又是彼此思想、认识和情感的直接沟通。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说明，做这样的调查，最可能成为“正确的调查”。在我市“决胜脱贫攻坚，建设五彩巴中，同步全面小康”中更应做出这样的调查。
三、我们调研方法存在的问题和摆在我们面前的调研任务
（一）我们在调研中存在的问题
1.有的放矢调研少，就事论事调研多。
2.扑下身子调研少，走马观花调研多。
3.专心致志调研少，陪同领导调研多。
4.放眼全局调研少，坐井观天调研多。
5.完成任务调研多，总结提升调研少。
（二）我市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调研和解决的问题
1.巴中主要特色农产品有哪些？突出优势和特点在哪里？
2.特色农产品如何走好产业化发展之路？
3.巴食巴适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的途径是什么？
4.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结合点和重点难点在哪里？
5.激发农业农村改革活力的关键措施有哪些？如何落地见效？
6.支持支撑农业的机制如何进一步完善？
（三）切实抓好调研成果运用
1.把调研成果变成参谋助手力量。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调研成果变成给市委、市政府在农业农村工作决策部署的参考，找准薄弱环节，突出工作重点，增添工作措施。
2.把调研成果落实到试点示范中。对新的调研成果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示范，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为大面积推广打好基础，少走弯路。
3.把调研成果体现在推动绿色生态现代农业发展上。
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积小为大，使一项项调研成果成为推动巴中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新的动力，加速实现巴中农业现代化。
